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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我就认为朝鲜的领导权是由两派力量平衡构成的：一方面是“”，即军方和情报部门成员，他们希望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是 “鸽派”，即外交官和官僚，他们希望在由美国霸权主导、并得到西欧及日本支持的帝国主义集团所掌控的世界体系的国际竞争中，提升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种与鸽派的平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存在。早在那时，我与主体学院的接触就让我明白，该学院在朝鲜的决策结构中代表着鸽派。事实上，这所学院并非一个反对国际对话的封闭机构，而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工作的地方 其中许多人曾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接受过教育或培训。我在平壤遇到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都怀有共同的使命感，那就是在国际上传播主体思想，将其作为一种内生的参与式发展理念，坚信人民是自身全部未来的主人。

　　诚然，一些朝鲜籍学生或研究人员曾在西方国家停留，但如果在国内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或许就会回国 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是朝鲜此类移民现象的主要原因。鸽派立场的一种体现是，他们关注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这些年轻人能够保障朝鲜在全球市场中的自主倡议，因此鸽派愿意为那些在国外停留后决定回国的年轻专家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例如，平壤黎明（Lyomyon）公寓综合体的建成就是如此。在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这样的政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朝鲜已经成功培养出了一批在一系列技术经济和军事知识领域具有专业素养的年轻知识分子。这一实际进展并未得到 “” 的认可。不信任那些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然而，为年轻一代提供良好生活条件的做法，在大韩民国也得到了成功推行。

　　1983 年，我首次与这些知识分子会面时，曾告诉他们我对主体思想颇感兴趣。我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列宁主义关于革命政党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人民拥有自身的阶级属性，但我始终无法确切弄明白，为何需要一位 “伟大领袖” 来告诉人民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邀请我重新深入研究主体思想，若最终能理解伟大领袖的作用，再与他们会面。当时我回应说，倘若我完全认同主体思想，就不会再回到朝鲜与他们探讨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 年我第二次到访朝鲜，当时我在联合国大学工作，期间协商开展一个比较研究项目，聚焦朝鲜、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内生发展，尤其是在应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外生发展影响方面。第二次访问时，他们对我之前的疑问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回答：他们解释道，在朝鲜这样一个民族同一却分属两个国家的分裂国度里，伟大领袖是必不可少的。此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多次访问中，我接触到了另一批 “鸽派” 人士，他们组织了人权协会，在朝鲜开展人权指导工作，但该协会关注人权，更多是因为它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批评的导火索，而非出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伦理价值观。作为一名人权活动家，我无法接受该协会这种刻意为之的不道德立场，因为我所追求的是促进对任何原因导致的人权侵犯受害者的保护。

　　主体学院的大多数成员有着两种我无法认同的思维方式，但倘若我还想继续与他们交流，就不能对这些方式提出质疑。第一点是，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所认为的金日成或金正日的个人言论，可能源自过去已被讨论过的类似早期思想。例如，19 世纪中叶崔济愚等人提出的东学运动思想。我曾试图了解天道教为何是朝鲜当局唯一认可的宗教组织，也成功见到了相关专业历史学家，但他们对天道教与主体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毫无兴趣。第二点同样关键，让我颇为惊讶：主体思想对外源性的批判，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之间毫无关联。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思想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本可以成为富有成效的联合研究对象，但遗憾的是，我个人感觉朝鲜学术界并不太愿意搭建起连接主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桥梁。据我所知，唯一涉足这一领域的是 1970 年日本赤军的难民们，他们劫持了 “淀” 号飞机在平壤机场降落之后，便得到了朝鲜的接纳。20 世纪 80 年代我有机会与他们会面，当时他们正在出版一份期刊，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主体思想进行分析。

　　正因如此，朝鲜研究界通常认为我对主体思想的批判不拘一格，而国外的同事们则觉得我过于沉浸其中，缺乏批判性思考。恰恰是这个原因，我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方式 避开那些会让我的见闻报告更严谨、却也更脱离直观感受的科学分析。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传递我在无数次探讨主体思想各方面内容的有益机会中所学到的东西。国际主体学院的大多数外国成员都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对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任何言论都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但我并非其中一员，我更倾向于对主体思想的各个方面发表自由的见解或评论。我的立场相当特殊：既不是持批判态度的局外人，也不完全认同对 “伟大领袖” 及其儿子言论的非科学、非理性信奉。

　　为了探讨主体思想及其在我任职联合国大学期间的变化，我邀请了朝鲜研究人员、韩国公民、北京社会科学院成员以及日本大学的其他同事，在日本参加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朝鲜和韩国参与者之间的辩论围绕主体思想中的“自主性” 概念展开，还涉及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等其他议题。朝韩参与者先用韩语交流，随后再为其他与会者翻译成英语。但他们用英语所说的“autonomy”，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意义并不明确。为了解决这一语言问题，我走到黑板前，写下了 “自主性” 三个汉字 在场的中、韩、日三国人士都能理解这个词，尽管它在韩语中读作 “cha ju song”，在日语中读作 “ji shyu sei”，在汉语中读作 “z zhǔ xng”。这个复杂概念的例子或许能说明：“集体” 和 “个体” 层面的自力更生是两个不同的尺度，而在区域层面构建的全面共通的内生性，能够有效补充国家层面定义的内生性。

　　另一次，1998 年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了一场会议，亚洲的非政府组织、法律专家以及亚洲人权受害者齐聚一堂，筹备《亚洲人权》宣言，以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并一致认为最基本的权利是所有生物的生命权（在此我想补充一句，“不仅是人类”）。会上有人告诉我，当时主体思想正在拓展，纳入了 “生命” 的概念。后来，我向朝鲜的对话者询问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欣喜地得知，主体思想承认 “生命” 作为凝聚我们所有人的核心内生价值的重要性，因为生命为所有人类个体所共有，更广泛地说，也为所有生物所共有。朝鲜的同事们甚至认为，生命不仅属于个体，还延伸至不同的人类群体，尤其是 “民族”，民族也有自己的生命。我告诉他们，这种观点早已被一些法西斯理论家提出过，并问他们主体思想是否也带有法西斯色彩。自然，朝鲜的对话者立即回应说，他们坚决且彻底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并反复强调民族有自己的生命。对此，我回应道，如果我回到日本后，对日本同事说日本有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可能会用这个论点来为重新殖民朝鲜找借口。随后，他们给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回答。朝鲜同事表示，问题不在于殖民朝鲜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宣扬了日本民族的 “个体” 生命，而在于他们认为只有日本民族拥有生命，包括朝鲜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都没有自己的生命。我确实应该认同他们的看法，而且更应该说，生命不仅关乎民族，还关乎所谓的 “生物区域” 在同一地区生活的所有人，与其他生物一起，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未来，因此也应该拥有自己的 “生命”，且这种生命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

　　2007 年我最后一次访问朝鲜时，东道主带我去了一个位于山区的主体村。这个村子里有一套回收利用系统，配备了微型发电机和生态技术，将村民的生活纳入一个生态区域系统中进行规划。这类案例是在朝鲜采用先军原则后推广开来的。回到日本后，我谈及这次访问时，有人回应说，我不该相信朝鲜到处都有这样的村子。还有人补充说，我参观的那个主体村只是给外国人看的 “展示窗”，不应称赞它，因为它并不代表真实情况。我这样回应这种批评：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朝鲜的报道只有 “负面例子”，这与大多数其他非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此，我对那些已被大肆宣扬的朝鲜 “糟糕现实” 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对这个主体村感兴趣，是因为它预示着金正日想要发展什么样的农村。事实上，金正日对主体思想的独特理解不仅强调以民族为单位，还注重地方生态区域，将所谓的主体村聚集起来，让村民和所有生物在社区内共享一种共同的 “生命”。这种共同 “生命” 的可持续繁衍，是朝鲜国家规划者必须支持的目标，也是金正日提出的主体思想发展的新方向，如今金正恩也在沿用这一方向，取代了金日成那带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改造自然的旧有构想。

　　这些长期且多方协同的努力，在当今朝鲜构建起了一种颇具特色的主体结构。这种结构常被误报为通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向世界市场开放。然而，朝鲜始终致力于保持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认为朝鲜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是错误的。金正恩推行的改革，是主体思想原则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其核心是为所有生产过程建立工人自主管理体系。在农业领域，“稻田责任管理制” 的建立旨在增强农村劳动者在集体和个人层面的工作责任感；在工业领域，“社会主义工业责任管理制” 也为产业工人设定了同样的目标。这里既不存在由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更非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标准资本主义体制。相反，这是 “工农业劳动者是自身主人” 这一原则的体现 土地、工厂及所有生产工具都归他们所有。

　　就我个人而言，金正恩推行的改革类似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这更接近无政府工团主义理念，某种意义上与蒲鲁东的思想契合度高于马克思，因为让工人运用自身生产资料进行自主管理，本就是非暴力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出于对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关注，我欣喜地发现，金正恩拒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而采用一种非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这与列宁 - 斯大林模式截然不同。外国观察家对此完全存在误解，他们往往简单地将正在推进的改革解读为资本主义的引入。诚然，这是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应，但朝鲜推行的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甚至带有新无政府主义色彩，正如20 世纪60 年代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在面临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双重压力时，发展出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朝鲜正通过采用非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为融入世界体系做准备。这绝不意味着朝鲜已部分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朝鲜践行的是基于主体思想的内生性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