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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韩日，其发展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质是“依附型增长”。韩国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长期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与政治控制下，1953-1960年美国对韩援助超17亿美元（占同期韩国GDP的15%-20%），同时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前沿”，美军驻韩基地长期维持在30个以上，韩国通过承接纺织、电子组装等低端产业（1965年纺织业出口占韩国总出口的40%）实现初期增长；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主权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限制，美军在日驻留人数峰值达30万，依托美国“核保护伞”与市场支持，借朝鲜战争（1950-1953年）获得超23亿美元“特需订单”（占同期日本出口总额的37%）、越南战争（1961-1975年）获得超100亿美元军工与后勤物资订单，快速实现经济复苏，本质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经济棋子”，发展始终受制于美国战略安排（如198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限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

　　新中国前三十年内部局势相当复杂，西藏直到1951年才和平解放，台湾被在大陆落败的反动政府割据，大陆不断面临被威胁随时应对台湾反攻的压力，还有大量特务及其勾结的土匪武装持续捣乱。此外，更恶劣的是中国承受了多维度封锁与安全压力：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主权独立，美西方从1950年起实施全面贸易禁运，1951年《巴特尔法案》明确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涵盖钢铁、机械、化工等1700余种产品），1952年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专门针对中国设置“中国委员会”，实施更严格的技术与贸易封锁；1958年美军在台湾海峡实施军事封锁，派遣第7舰队常态化巡逻，同时中国需应对周边安全威胁，先后参与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年，耗资约100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中国GDP的60%）、援越抗法（1950-1954年，援助物资价值超2.7亿元人民币）、援越抗美（1965-1973年，援助物资价值超200亿元人民币，派出工程兵、高炮部队32万人）、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珍宝岛冲突（1969年）。频繁的安全挑战迫使中国长期维持较高国防开支，1950-1976年国防开支占GDP比重平均约10%，1969年峰值达12.7%，客观上分流了大量本可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

　　韩日则依托美国扶持快速发展：美国为遏制苏联与中国，将韩日打造成“东亚前沿”，不仅提供大量经济援助（1945-1971年美国对日本援助超23亿美元，相当于日本1950年GDP的18%；1953-1960年对韩援助超17亿美元，占韩国同期GDP的15%-20%），还向其开放本土市场（1965年《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韩国对美出口额年均增长30%；1960年代日本对美出口享受关税优惠，1970年日本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30%），甚至转移低端产业（1960年代日本承接美国电子组装产业，1970年代韩国承接纺织与造船产业，美国还向韩日转移部分军工技术）。这种“输血式”扶持，是当时被全面封锁的中国完全无法获得的外部条件——中国1970年外贸总额仅45亿美元，不及日本的1/10、韩国的1/2，且贸易伙伴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基础建设”聚焦关键领域，构建独立体系：工业上，通过“一五计划”（1953-1957年）建成156个核心工业项目（涵盖钢铁、机械、电力、煤炭等领域），奠定重工业基础，1976年工业产值较1949年增长30倍，达到1383亿元，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农业上，修建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灌溉渠道，治理了黄河、淮河等千年水患，1976年粮食产量达2.86亿吨，较1949年增长1.8倍，解决数亿人温饱；公共事业上，扫盲率从1949年不足20%提升至1976年80%，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基础教育体系（小学入学率从20%提升至90%）与“赤脚医生”公共卫生体系（覆盖90%以上的农村地区），积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更难得的是，中国在极端困难中实现内外债清零（1968年还清全部外债，1970年实现内债清零），战略储备粮可保障全国三年消费，为后续发展预留了安全空间。

　　韩日的“快速增长”则依赖外部输血，缺乏自主性：韩国1960年代“出口导向型经济”，核心是承接美国订单、依赖美国技术（如三星1974年进入半导体领域时，技术完全来自美国德州仪器的授权），1970年韩国外贸依存度达60%，对美出口占比超40%；日本19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依赖美国市场消化产能（1970年日本对美出口占总出口30%），且未建立独立技术体系（如丰田1950年代生产汽车时，技术来自美国福特公司，1960年代才实现自主研发）。这种“依附性增长”虽短期见效，却为后续危机埋下隐患——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濒临崩溃，均暴露了依附型发展模式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