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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联女军人获苏军军衔。领导下的东北抗联部分部队曾被纳入远东苏联红军序列。1942年7月22日，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哈巴罗夫斯克接见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等，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另授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对外代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人数1500人。教导旅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的单独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名义上归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方面供应，配发苏军陆军制服，干部战士均被授予苏军军衔。抗联内部原本就有女，整编后同样佩戴苏军军衔。其中，旅长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任通信连指导员，授少尉军衔；1943年初升任无线电营政治副营长，晋升为中尉。

　　新疆民族军女军人获苏式军衔。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县乌拉斯台地区人民为反抗反动统治，争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举行武装暴动，其后不久暴动发展到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史称“三区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宁以暴动队伍为基础成立新疆民族军。民族军实行军衔制，上自司令，下至士兵，均佩戴军衔。基于苏联大力支持的背景，其编制、制服、军衔均具有浓郁的苏式风格。从现有资料及流传下来的历史照片看，民族军编有女军人，因此这部分女军人拥有苏式军衔。1949年12月上旬，民族军一部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中国人民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会师。其后的1950年1月10日，根据命令，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第5军。

　　苏军顾问的意见影响了我军对女军人的态度及相关政策走向，大部分女军人由军队重要成员转为待“处理”“清理”对象，并导致在授衔之前大量转业、复员或转为无军籍职员。彭德怀在1954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针对实行军衔制前的人员清理问题指出：“实行三大制度时，有许多干部需要复员转业，有许多干部则需要转为职员工资制，而他们在军队又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均有各种不同的贡献，他们对这项改革发生某些抵触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着国家和军事建设的利益，为着这些的长远利益又必须这样办。”1955年1月《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并限于同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如不在限期内处理完毕，就停发薪金；“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和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同年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审查干部工作中对几种人员处理的原则规定》，要求在授衔之前妇女干部中除了担任按规定可以授衔的职务，和按规定可以改为军队职员以外，“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上述政策和做法中诸如“一律”“处理”等显得生硬的字眼确令大批女军人伤心，短期内强令大部分女军人退役给工作造成不少困扰，而且也不符合我军实际。有资料显示，1955年授衔之前我军11万女军人中有10万退役，其中副排级以上4.2万余名女干部中的约3.8万人退役。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离开部队的。贺捷生当时是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的女兵，周围许多不甘落后的女兵说，如果贺司令的女儿参加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为做表率，贺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去成都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于是刚穿上军装不久的贺捷生挥泪告别军营。“文革”后贺捷生重返军队，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授予少将军衔，也算弥补了当年未能参加授衔的遗憾。

　　中校33人：何曼秋，1955年授予；胡敏，1955年授予；李玉兰，1955年授予；刘奇，1955年授予；刘子文，1955年授予；柳星，1955年授予；吕亦文，1955年授予；常凯，1955年授予；张苏，1955年授予；谢井，1955年授予；鄢仪贞，1955年授予；史导，1955年授予；薛明，1955年授予；黄海云，1960年授予；秦仪华，1960年授予；谭岚，1960年授予；范景明，1960年由少校晋升；姜平，1960年由少校晋升；史群英，1960年由少校晋升；金瑞英，1961年授予；李凯，1961年授予；潘家珍，1961年授予；阮若珊，1961年由少校晋升；赵政，1961年由少校晋升；冯明英，1962年授予；杜启远，1962年由少校晋升；杨炬，1962年由少校晋升；余路迅，1962年由少校晋升；余光，1963年授予；冯苏，1963年由少校晋升；史凌，1963年由少校晋升；田华，1963年由少校晋升；王蓁，1964年由少校晋升。

　　从历史照片看，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见识浅薄之外还有勤能补拙，笔者在同为军史爱好者的朋友协助下，从互联网搜集到一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此为笔者第一次见识首次军衔制期间的女战士照片。从置景风格、服饰搭配、题记特点、分辨率、相纸破损程度等方面综合考量，可以确定这是一张真实的历史照片。照片右上方的题记显示摄于1961年国庆，照片中的前辈如健在，已是耄耋老人。照片主人身着陆（空）军女式夏常服，佩戴无檐软帽，领章上的一颗军衔星表明军衔为列兵；军衔星上方的军兵种/勤务符号为圆形，限于分辨率无法识别，但可以推测大概率是通信兵或军医符号，因为当时女军人主要被安置于通信部门和医疗卫生领域。首次军衔制期间士兵军衔分别为列兵、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这张历史照片可以证明部分女军人被授予上述军衔，尽管数量极少。

　　李贞少将，湖南浏阳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童养媳出身，历尽人间屈辱，大革命洪流中投身革命，1927年光荣入党。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29年冬的一次战斗中遭敌围堵，弹尽粮绝时不顾已有身孕，毅然跳崖。其后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洗礼，历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等职。1955年9月迎来党和人民对其革命贡献的高度肯定，被周恩来授衔，授勋。“文革”中遭迫害，但坚持党性原则，决不编造对老首长不利的污蔑之词。严酷战争环境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但她倾尽心血抚育了20余名烈士遗孤。临终前安排财物，缴纳党费、捐给湖南老家和宋庆龄基金会，体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林月琴大校，安徽金寨人，1955年授衔唯一女大校，罗荣桓元帅夫人。1929年参加商城县委发动的“立夏节起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1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后勤供给部妇女工厂厂长，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解决数万指战员的被装供应问题，后改任妇女工兵营营长。1935年1月开始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期间经受了千难万险的严峻考验。1936年10月经何长工介绍转为党员。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第115师政治部、山东军区司令部等处任职。解放战争期间，创办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任校长，为培育革命后代倾注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罗荣桓元帅办公室主任，是罗帅联系群众、团结干部的有力助手。“文革”后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认真履行职责，为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李蓝丁少校，浙江海宁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3月入党。历任副班长、教员、卫生所长、卫生队长、医疗队长、护理部副主任等职，参加了车桥战斗和涟水、莱芜、孟良崮等战役。1944年在淮北汪洋湖转移伤员，船漏下沉，带头跳入水中营救伤员。1945年高邮战斗后，把百余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分散隐蔽在芦苇荡中，躲避敌人搜捕。同年出席苏中军区英模代表大会，被评为三等模范医务工作者。1946年部队撤离淮北解放区时，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把500余名伤病员安全转移到鲁南地区。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中，率医疗队四昼夜转移伤病员4000余名。1949年10月1日受邀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荣获华东军区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同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手术大队长，在近8个月时间内做手术1200余次，荣立二等功。战争时期先后荣立大功2次、小功3次，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独立功勋荣誉章。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曾受到多次接见。